编者按：肝细胞癌（HCC）是全世界第六大常见的恶性肿瘤，虽然HCC患者的预后普遍较差，但如果能在早期确诊，患者5年生存率可以达70%以上。然而，目前对于没有病理依据的HCC的诊断主要是通过分析血清甲胎蛋白（AFP）水平与影像学诊断。因此，探索早期诊断HCC的生物学标志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。近年来，随着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水平的进展，以及生物学标志物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，已经识别出众多的新型生物学标志物，HCC的早期诊断水平有望得到改善。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七届国际肝癌协会（ILCA）年会上，巴黎塞纳-圣丹尼斯大学医院Nathalie Ganne-Carrié教授就HCC早期诊断生物学标志物研究进展进行了专题报告。本刊特邀请Nathalie Ganne-Carrié 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，现将内容整理成文，以飨读者。

 

《国际肝病》

请您介绍一下目前生物学标志物在HCC检测方面的应用情况，我们如何提高其检测的准确性？

 

Nathalie Ganne-Carrié 教授:  甲胎蛋白（AFP）是目前被广泛用于HCC筛查的生物学标志物。根据最新的美国肝脏研究学会（AASLD） 肝癌指南（2023年版），HCC常规筛查手段为腹部超声和AFP血清学检测。对于其他HCC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，如异常凝血酶原（DCP，又名PIVKA-II），它与AFP虽然都是HCC特异性指标，但是 DCP 与AFP 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,  能独立地反映患者HCC的情况；尤其是对于早期HCC的诊断，DCP 对 AFP阴性的HCC患者的早期筛查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。因此，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HCC的诊断价值。例如，GALAD是一种基于性别（Gender）、年龄（Age）、甲胎蛋白异质体（AFP-L3）、AFP和DCP五个因素组成的HCC分子预测模型，在HCC的早期诊断中显示出比较积极的结果。

 

然而，关于生物学标志物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其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目前，我们在HCC液体活检的第二阶段研究、多参数预测模型（如前所述的GALAD模型）的第三阶段研究中都取得了比较积极的结果。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，通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验证其临床效用。

 

《国际肝病》

展望未来，哪些生物学标志物有利于提高HCC的早检测？这是否将改变HCC临床治疗和患者预后？

 

Nathalie Ganne-Carrié 教授:  个人认为，为了提高HCC患者临床治疗和患者的预后，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HCC诊疗路径，根据患者的HCC风险对其进行分层，目前已经有多种进行HCC风险分层的方法。对于那些HCC高危患者，我们必须加强HCC的相关筛查，也可以通过MRI等更高性能的影像学工具来进行评估；对于那些HCC风险较低的患者，则可以调整筛查的频率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漏诊风险，也不会造成精神负担以及经济上的损失。

 

《国际肝病》

请您总结一下生物学标志物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临床意义？

 

Nathalie Ganne-Carrié 教授:  在过去的一年中，我们建立了许多HCC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，基于蛋白质的生物学标志物目前已经实现了第三阶段的验证，并且已有有两个重要的标志物正在进行前瞻性研究，即第四阶段的长期随访的验证和第五阶段的随机对照试验的验证。另一方面，关于液体活检技术目前还在第二阶段的研究当中，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，但是它是未来HCC筛查的一个重要方向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。

 

总而言之，生物学标志物是我们早期发现HCC的一个有效手段，可以显著提高HCC的临床治疗疗效和患者的预后。未来，HCC的临床诊断仍然需要与影像学诊断相结合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生物学标志物也可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，降低患者医疗负担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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