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度新德里肝胆科学研究所Shiv K. Sarin教授访谈

 

　　在一般人群中，门静脉血栓形成（PVT）的发病率为0.5%~1%。肝硬化人群中，非癌性PVT的发病率为0.6%~28%。PVT在原发肝胆恶性肿瘤（44%）、炎性肠病（10%）和腹部感染及骨髓增生性疾病中的发病率也很高。在第25届APASL年会（APASL2016）现场，印度新德里肝胆科学研究所Shiv K. Sarin教授就肝硬化和非肝硬化性PVT做了专题报告，并就相关话题接受了《国际肝病》的采访。另外，在肝衰竭的治疗中，生长因子的价值近来逐渐展现，采访中Sarin教授还分享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。

 

　　《国际肝病》：导致肝硬化以及非肝硬化相关PVT最主要的风险因素有哪些？

 

　　Dr. Sarin：非肝硬化相关PVT的主要原因是遗传性的血液高凝状态，就像是用了促凝剂一样。除此之外，后天自身因素也可导致PVT的发生，如脱水或胰腺炎。而肝硬化性PVT的发生一般是由肝脏血流速度减慢、门静脉高压和凝血状态改变导致。 除此，癌栓也可能出现。所以对于肝硬化PVT患者来说最重要的病因是血流动力学的改变，而非肝硬化PVT的主要原因与血液促凝因素有关。血栓形成可以是急性，也可以是慢性。慢性血栓形成一般来说多因感染所致。

 

　　《国际肝病》：近年来在诊治PVT中取得了哪些进步？

 

　　Dr. Sarin：多普勒超声和增强CT扫描的普及提高了PVT的诊断率。通过超声，可以看到血流中断或者血流缓慢的发生部位，而CT扫描则可以在门静脉中直接看到病灶。现也有特定的血检指标提示机体凝血功能。另外，若患者出现血液高凝状态，有时需要通过骨髓活检来排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。

 

　　目前PVT的治疗也有很大进步。我们建议有促凝血风险的患者（如血液高凝状态）早期使用低分子肝素类药物后长期甚至终身口服抗凝剂。对于那些没有促凝危险因素的患者，我们先给予3~6个月的治疗，然后尝试血管再通。急性门静脉血栓则需要植入支架，支架可从门静脉延伸入肝静脉，还可在门静脉处放置一根导管用于缓慢滴注尿激酶溶栓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新上市的凝血酶抑制剂，效果好，能广泛应用于所有肝病患者，但仍需进一步药物评估。总之，早期诊断PVT，预后较好。

 

　　需要重点提及的是，50%准备肝移植的肝硬化患者有门脉血栓的形成。如果能及时将血栓溶解，那么这些病人的腹水、黄疸症状会有所减轻，甚至可达到无需肝移植的程度。

 

　　有证据显示抗凝药物的使用可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。我们的队列研究证实使用抗凝药物是安全的。如果患者同时有静脉曲张和门脉血栓形成，我建议先将曲张的静脉阻断并切除，然后进行低分子肝素抗凝，最后切换到口服醋硝香豆素（nicoumalone）或华法林来进一步溶栓治疗，当然这些患者需要每3~6个月检测凝血功能。一般在治疗一年后，50%的患者血栓溶解。

 

　　《国际肝病》：在肝衰竭的治疗中生长因子有哪些作用？

 

　　Dr. Sarin：肝衰竭患者的肝脏再生重建过程是缓慢的。一般急性肝衰竭中，肝细胞可自我再生。而在肝硬化所致的肝衰竭中（慢加急性肝衰竭），肝细胞的再生能力很弱，需要借助祖干细胞或者原代干细胞。为了刺激这些干细胞，我们给予一些可作用于骨髓的生长因子，如G-CSF或红细胞生成素，它们可使细胞（如CD33+和CD34+细胞）从骨髓中游离至肝脏，促进肝细胞再生。2012年我们课题组发表了两项大型研究数据，其一是关于慢加急性肝衰竭治疗，患者先连续5天每天使用G-CSF，然后隔天使用直至一个月（12次），与安慰剂组对比明显提高生存率（69% vs. 30%） ；第二项研究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杂志上，内容主要是给准备肝移植的肝硬化患者服用两种生长因子：G-CSF和促红细胞生成素，结果显示感染发生比例显著降低，由35%降至5%，同时生存率也有明显提高。所以，生长因子对于治疗肝衰竭以及提高肝细胞再生能力具有重要意义。

 

　　《国际肝病》：明年的APASL年会将在中国上海举行。您对该会议有何期望？

 

　　Dr. Sarin：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肝病人群，因此也有最好的肝病专家。侯金林、魏来和贾继东三位教授在亚洲肝病领域独领风骚。我会全力支持2017年上海APASL年会！可以肯定明年的参会人数将会超过6000人，它也将会是最难忘的一次年会。2018年APASL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，届时我们也将邀请中国所有的肝病专家。祝福侯金林，祝福中国！